这里的法律当然包括全国人大的基本法律。

立法法及监督法还规定，法规、司法解释必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按照立法法和监督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对法规、司法解释进行合法性审查和适当性审查。

三、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合宪性审查机制中的职能定位 《宪法》第67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4.区分合宪性审查与合法性审查的必要性。实际上，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承担着宪法委员会和法律委员会的职能。因此，合宪性审查主体与其他国家机关在权能分工上非常清晰，是以单一的身份面向其他国家机关，与之形成相应的宪法关系。（2）对国务院各部门制定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提出的审查建议，移送司法部。

上述主体有权接收法律文件的备案，并不意味着就有资格和能力进行所有内容的审查活动。而其他职能如推动宪法实施、开展宪法解释、加强宪法监督、配合宪法宣传等都与合宪性审查存在着密切关联。具体表现在对量刑情节产生重要影响的证据不够，个别案件甚至存在取证程序不规范、证据标准不统一、证据材料不齐备等问题[14]（P5）。

第二种观点认为，职务犯罪监察调查实质上发挥了侦查的作用。因此，《刑事诉讼法》基于客观真实的侦查理念，要求侦查机关全面收集证据材料。可见，检察机关受理案件不仅是让监察调查案件向刑事诉讼转化，而且是对监察机关移送的案件材料是否完整、规范，是否齐备进行形式合法性审查。证据材料的规范与完整是案件客观性的重要体现。

人民检察院在案件审判阶段要求监察机关调查人员出席法庭说明案件事实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关于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的关系，在监察法学研究中存在两种主张，一种主张认为监察调查权与检察公诉权在诉讼功能上的同向性决定了两者的配合关系，诉讼阶段的顺承性决定了两者的主辅关系,职能定位上的分离性决定了两者的双向监督关系。

（二）促进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价值目标的统一 第一，保障监察调查符合刑事证据实质化的要求。第二，人民检察院要求监察机关补充证据材料或者对证据的真实性履行说明义务。《监察法》第33条和《刑事诉讼法》第171条有关证据和案件事实之规定对人民检察院的合法性审查产生拘束力。《监察法》为了保障监察机关有效行使调查权，对立案管辖、调查措施与权限、调查程序、证据规则等作出了专门规定。

2017年两高三部发布《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进一步具体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扩大了非法证据的范围，将非法拘禁获取的供述纳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  所以，检察机关只审查监察机关移送起诉案件的证据、事实和材料，并不判断监察立案和监察调查行为的合法性监察机关作为行使国家监察权的专责机关，通过日常监督工作以及处理案件线索等方式，对公职人员履行职务的情况进行全方位的监督，凡不作为、乱作为以及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行为均应当受到监察机关立案调查。第二，强化监察调查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具体表现在对量刑情节产生重要影响的证据不够，个别案件甚至存在取证程序不规范、证据标准不统一、证据材料不齐备等问题[14]（P5）。这是因为，调查人员可能在收集证据时存在程序上的瑕疵，导致个别证据构成瑕疵证据，只要这些证据不至于产生严重的后果或者损害程序正义，经过补正或者补充可以成为定案依据[12]（P72）。

《刑事诉讼规则》还充分考虑《监察法》有关证据、事实和证明标准达到刑事审判要求与标准的规定，因为在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刑事案件的证据、事实和证明标准均由《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统一规定，适用于所有犯罪案件的追诉，具有唯一性，职务犯罪案件也概莫能外。《刑事诉讼规则》根据《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将合法性审查的范围确定为监察证据、案件事实和案件材料，对此三方面的审查充分体现了检察机关对犯罪性质与罪名认定的准确性、证据真实性和充分性、案件事实和材料完整性的关切，其基本内核是案件的事实与证据是否符合刑事法上追诉犯罪的要求与标准，以最终决定案件是否起诉、是否补充调查以及是否要求监察机关补充证据材料。

但有学者认为人民检察院应当对监察机关调查终结后不移送起诉的案件行使审查权[18]（P25）。当然，这是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刑事诉讼规则》不可能超越法律的规定作出解释。而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关系既是配合关系，更重要的也是相互制约关系。检察机关对监察机关的案件定性是否准确、量刑建议是否恰当、是否遗漏重要犯罪嫌疑人等亦缺乏相应的监督手段。检察机关只对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进行审查，而对监察机关正在调查或者调查终结后不移送起诉的案件不能行使审查权或者监督权。监察机关调查职务犯罪案件存在《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法法衔接的问题，它包含程序、证据与调查措施三个方面，人民检察院的合法性审查主要以明确监察证据之证据资格、划定监察调查之取证规范、定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适用为主要内容[8]（P123）。

监察调查是犯罪调查，收集被调查人的犯罪事实和证据同样应当建立在客观公正的基础上，这是追诉犯罪的基本准则。在实践中，监察机关禁止对被调查人进行疲劳讯问，这些规定都是对被调查人基本权利的保障措施，与《刑事诉讼法》有关权利保障规定的精神一致。

人民法院审理职务犯罪案件并不直接面对监察委员会，而是直接制约检察机关的起诉。第三种观点认为，无论是从权力渊源，还是行使的目的，抑或是从行使的具体方式等角度考察，监察机关对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立案调查，本质上是一种刑事侦查。

案卷审查可以发现证据与事实的瑕疵，包括收集的证据没有形成证据链，或者证据不够充分，或者遗漏犯罪嫌疑人等情况，此时检察机关有权将案件退回补充调查或者要求补充证据材料。这一规定是对《刑事诉讼法》和《监察法》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化，发挥了间接审查监察调查活动合法性的功能。

（二）检察机关审查监察证据和案件事实的客观性与真实性 如果监察证据收集方法合法，检察机关仍须对案件是否符合证明标准进行实质性审查，这不仅是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改革的要求，而且是提高案件的质量、防止出现错案的保障©。而监察监督关系本质上是公职人员与国家监督机关的内部关系，如果被调查的公职人员是党员，则还会构成党员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内部监督关系。因此，监察立案调查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对公职人员的监督问题，而职务犯罪调查只是监察监督工作的一个环节而已。（一）激活检察机关制约监察调查的程序机制 第一，完善检察机关制约监察调查的外部体制。

三是监察机关有补充证据材料的义务。监察调查限缩这些权利，是因为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具有隐蔽性的特点，为保障监察调查的有效性，限制被调查人的部分权利也是可以理解的。

它不仅对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案件的程序作出了详细规定，而且增加了对检察机关审查监察机关移送起诉案件合法性的规定。因此，检察机关依职权对监察机关移送的审查案件受案，标志着刑事诉讼的正式启动[7]（P47）。

但是，职务犯罪调查与违纪违法调查虽然属于同一程序的不同阶段，由于强制措施不同，被调查人的范围不同（贿赂案件中的行贿人、介绍贿赂人等涉案人员），对被调查人权利产生的影响存在差异。（三）检察机关的合法性审查不属于《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的法律监督 我国《宪法》和《监察法》在创设监察权的同时，确立了上级纪检监察机关和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监察机关进行监督的双轨监督体制。

但从刑事诉讼的普遍性来衡量，监察机关的强制性措施也须适用严格的证明标准，以促进监察权的规范运行[10]（P18）。由于检察机关对包括职务犯罪案件在内的所有公诉案件的审查标准具有一致性，一律适用《刑事诉讼法》第171条关于查明犯罪事实、证据以及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等规则，并无例外或者特别之规定，所以，由人民检察院审查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决定监察机关移送的案件是否符合刑事案件起诉的基本要求。《刑事诉讼规则》规定，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中可以要求重新鉴定，有权商请监察机关提供留存的证据，可以要求监察机关补充调查和补充证据，有权要求调查人员出席法庭对证据的合法性和真实性作出说明。依照《宪法》和《监察法》的规定，监察机关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应当与司法机关、执法机关配合并相互制约，《监察法》和《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制约监察调查作出了一般规定，但并没有制定具体的可操作性规定。

二是从监察证据合法性的角度明确监察机关对笔录的说明义务。所有的公权力都要受到监督与制约，这是《宪法》的基本原则。

二是如果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可能存在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式收集证据情形的，有权书面要求监察机关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作出解释。但通过受理监察机关移送起诉案件，审查其是否符合刑事案件的形式要求，如果符合刑事案件的形式要求，检察机关直接启动审查起诉程序，将其转化为刑事诉讼。

对此，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对材料规范性进行审查，以保障监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案件符合客观真实要求和案件构成标准。证据材料的规范与完整是案件客观性的重要体现。